《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笔记二:政治正确

'Everyday Politics' Part 2: Political Correctness

Posted by Tori on February 24, 2021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一词甚至没有正统的概念,没有观念史上的漫长沉淀,也没有太多人类智力投入其中。或许这说明它所描述的对象并不是人类社会结构的必然成分,时代性的偶然意义更强,而这个概念的有效性也是有理由令人怀疑的。

1 政治正确的起源与现状

1.1 政治正确前传

政治正确,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指的是在特定政治语境下,某些重大政治原则的不可质疑性、不便开放讨论性,例如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等。它是主流价值和官方立场的直接体现。对政治正确的触犯会导致可预见的社会后果,甚至被制度机器所惩罚。

但实际上,政治正确在现代政治生活的使用中几乎只有其引申义和特指义,即指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以来,广布在发达西方整个社会生活空间里的,要求人们的表达、行为、态度,符合多元主义、进步主义原则的制度性与社会性的压力。这就要求一个人的表达、行为、态度必须是包容的、友好的、非冒犯的,而这冒犯通常只顾及少数群体,而不顾及主流群体。

这个定义的存在并不蕴含其自身的公平性——它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嘲讽,就是作为文化战争的一种武器,不大可能是一件有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概念工具。“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某种原则的压力”这一现象恐怕也不是多元主义专属的,但“政治正确”一词已经将问题框定在了这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上,在概念上是有失偏颇的。对保守派来说,“政治正确”是进步主义阵营的一种法西斯式的文化霸权;对进步派来说,“政治正确”则是保守主义者们为了保护自己展示偏见与恶意的特权,而夸大其词、生编硬造出来的抹黑工具。

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将“政治”与“正确”拼在一起凑成“politically correct”的场景,是在美国最高法院1793年的一份判决上,但这个案件对政治正确这一主题而言完全不重要,因其使用只是为了纠正一个措辞。之后的一百年里,“政治正确”一词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重要的历史文件中,直到20世纪初。

在20世纪初共产主义阵营的内部政治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十分激烈,非要决出个“正确的路线”,由此“政治”与“正确”挂上了钩。到1930-1940年代,美国左翼的共产主义政治团体内部在发生路线分歧时,也会使用“政治正确”来讥讽对手的教条主义倾向,由此出现了该词嘲讽的使用方法,并在1960年代的民权主义运动中继续沿用,成为美国高校政治运动中的流行词。

1.2 政治正确正传

“政治正确”正式进入现代政治日常话语空间的时间点大约在1990年前后。有数据统计,1985-1989这五年中“政治正确”一词在美国媒体上出现的次数仅为36次,而在1990-1994这五年中超过了两万次。这中间主要发生了三波活动:思想动员、媒体造势、政治定性。

美国保守派针对“进步派政治正确”的思想动员,要从一部作品说起——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Allan Bloom于1987年出版的《美国精神的封闭:高等教育如何导致民主失败和大学生心灵枯竭》。它本是作为教育哲学的书籍,却被保守主义者所追捧。Bloom在这本书的开篇中就摆明了

反对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反对多元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不同文明“无条件”的开放与接受。先进的文明干预野蛮是天经地义的,例如应当阻止(以前)印度文化中烧死寡妇以给丈夫殉葬的习俗。

他认为偏见代表的正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执着,多元主义对偏见的驱逐,拒绝批判文明高低的主张,正是抹杀了教育追求至善的真正意义。“心智若非从一开始即抱持偏见,则无异于空无一物。”

Bloom主张,人就应该光明正大地追求卓越,这是人的天性。尽管卓越并不等同于西方,但西方文明已然站在了优越的位置上。保守主义者在1980年代苦多元主义久矣,一直缺少反扑的契机。于是,虽然Bloom在书中实际上并没有写过哪怕一次“政治正确”,但这本书却成为了保守派发起的以“政治正确”为名的文化斗争中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檄文。同时再次提醒,这场文化斗争从头到尾都是政治性的,而非观念性的。多元主义并没有因为这本书受到挑战,保守派也并没有一直援引Bloom的逻辑与论证。

至此,Bloom对美国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圈层,完成了一次最重要的思想动员。《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出版后,进步派的攻击非常猛烈,而保守派作家们也接连写了多部批判美国高等教育的书籍。


“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一名词形式,相较于“politically correct”这一描述个例的形容词形式而言,描述的是一种大环境中的社会现象。这一名词形式的流行,许多观察家认为,正是主流媒体推动的。

1990年的一个深秋夜晚,一位名叫道格拉斯·汉恩的布朗大学大三学生,白人,醉醺醺地在校园里大骂少数群体歧视的脏话,波及非裔、犹太裔、同性恋者等。四个月后汉恩被学校开除,因他违反了学校关于反歧视的规定。当年的主流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都站出来认为汉恩的言论自由被侵犯了,认为学校的行为是政治正确在作怪,尽管它们如今常被评价为“白左”媒体。

当时的大众媒体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流,在多元主义这一议题上与进步派观点十分不同。他们将进步派称为激进分子,对进步派左翼运动推动的社会权力分配变化心存芥蒂。纽约时报当时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对政治正确加以批判,介绍了Bloom等保守主义作家的主张,也将政治正确与文化霸权挂钩,于是成功地将“政治正确”这一概念推到了大众面前。

保守派也借此打政治正确受害者的牌——将native Americans说成了Indians的历史教授被保守派传媒描述为被200名学生逼迫停课,尽管事实上只有一名学生进行了发难。进入90年代,脱口秀、动画、报刊杂志、电视广告等都相继出现“政治不正确”的标语。在对政治正确的讥讽成为了一种社会流行情绪以后,多元主义的公共讨论与价值主张是真的遇到了困难。


第一次将“政治正确”带入严肃政治的美国总统是老布什George Bush。老布什于1991年5月在密歇根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将政治正确定性为“用新的偏见替代了旧的偏见”,是一条“冲突与言论的审查之路”,“放弃了思想的力量,却用坚硬的手段来惩罚对手”。政治正确“邀请所有人在每一个字、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动作里寻找冒犯”,是一种“奥威尔式的道路”,“以多样性之名摧毁多样性”。

这篇讲话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保守主义对进步派政治正确的主流评价。但这些指控是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成立,自然有待商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老布什的这次郑重推介,完成了将政治正确升级为美国政治文化几个最大关键词之一的临门一脚。

历史的结果显示,保守派夸大其词回应了民众对政治正确带来权力变化的疑虑,自由主义中间派选择了错误的临时盟友,进步主义激进派错失了向主流大众寻求理解的机会,于是政治正确的高墙就被树立起来了。

墙的一面,但凡多元的、包容的、进步的主张,都被不由分说地扔进文化暴政、思想警察的污名化大染缸;墙的另一面,但凡在接受多元与进步价值观上稍有犹豫与迟疑的人,都被轻易地打入野蛮、落后的名录中——高墙两侧的撕裂逐渐形成了政治文化价值的彻底隔离。政治正确的威胁或许原本徒有其表,至少是被严重虚夸,但后来因为如此多的人都相信它是真实的,它甚至真的也就成为了一种束缚,困住了墙壁两侧的所有人。

2 语言词汇中的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对普通人最直接的影响可能就在于对语言与词汇的干预,一种对语言中的偏见与不公正进行修正和净化的尝试。而也恰恰由于这个方面,政治正确往往被与极权主义、文化暴政、语言警察等联系起来。

语言是蕴含权力关系的,几乎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语言本身难免要服务于社会中的权力结构,重复甚至放大它所带有的偏见与不平等。例如性别偏见,男性往往为第一性,女性则往往为第二性(man/woman、他/她、英语的职业名词等),甚至一些存在关于身份属性的感情色彩偏见。

在政治正确的引导下,英语中渐渐地便倾向于不使用N-word,智障retard也改称为intellectually challenged,夫妻husband/wife也改称为significant other等。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政治正确并没有在削减词汇表,相反,它还扩大了我们的词汇表,形成了一种包容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词汇表。

这种词汇表的扩张是非自然的,这种语言革新通过公共议程所获得的社会权力,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是以意识形态左右人类语言的一种自负。但或许,语言中偏见的存在正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在当下生活中的残留,它们不会自动消失,默认只会代代相传。偏见的修正是需要真实的输入与努力的,或许政治正确有时候吃相并不是很好看,但我们可以理解,它确实是寄托着人类的善意的。

3 公共政策中的政治正确

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一般包括任何立意于包容、平等、兼顾弱势群体的政策实践,是保守主义者攻击政治正确的几大战场之一。Affirmative action一词最早可追溯到1935年,罗斯福新政期间颁布的《劳资关系法》,其中譬如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法律支持的工人行动等,都被视为“积极的”、“主动的”行动,即affirmative action。

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1年任美国总统后,最早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要求任何承接政府合同的承包商都采取积极的行动,即take affirmative action,目的是公平地招聘并对待雇员,不得受种族、信仰、肤色、族裔来源的影响。这也是affirmative action第一次正式与平权政策挂钩。自那以后,美国上下的平权公共政策便纷至沓来,地方公共部门、学校、企业和商业机构,纷纷响应民权运动的时代精神,更加多元和包容。

平权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社会公平,其细分思路可以包括反歧视、确保弱势群体的代表性、对过往历史不公平造成的结构性鸿沟进行补偿等等。社会权力在不同人群之中是不可能按比例分布的,权力最大的群体一定会占据超过其份额的社会资源,权力结构的自然逻辑会强化社会中的不平等,而为了干预它,我们需要平权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一词由美国推广至全世界,在各地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例如中国的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地方税务优惠等。但事实上,美国的平权政策并算不上激进,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为,美国的宪法和法律意见从原则上反对身份配额制度,即反对以身份属性作为职业录用、升学录取唯一的选择标准。但如果没有固定的身份比例,只将身份作为一个参考偏向,则是完全合法合规的。

典型案例: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 2016,原告Fisher为一名德州白人女生,申请UT Austin被拒后指控学校的平权政策违法违宪,她应该被录取。德州大学则称,他们没有搞族裔配额,对于全州毕业班前10%的学生,学校只看学业水平录取,对于学业水平在此之外的,则需要综合考量成绩、特长、经历(如第一代大学生、贫困学生、少数族裔)等,成绩必须也要过得去才可以,因而学校并没有为了族裔而录取成绩很差的学生。

过去较大的类似案件,美国法律界最终都支持了affirmative action。对平权政策的主要攻击,一种是称大学会录取不够格的学生,另一种则是称助长了对主流群体的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而这些指控是否成立,实证研究基本都认为是否定的。还有一种责难则称平权政策降低了少数族裔群体的社会评价,给他们带去了一种本不该承受的污名化,即被认为“不是靠实力被录取的”,这一批评确实是难以回避的。

4 政治正确与中美文化社会现实

在美国社会现实中,政治正确被视为文化战争的一个主战场。文化战争,即指以政治文化为出发点的社会斗争和价值撕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James Hunter在1991年的著作“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中,系统性地将美国自1960年代社会运动以来,逐渐形成并加强的政治极化和价值光谱分裂,进行了基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归因,而非更加传统的基于阶级、宗教、族群的归因。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治偏好已经不由阶级所决定,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史观也难以解释经济成分相似的人群为什么可以分化出完全对立的政治选择。文化战争概念的引入填补了这一项空白——政治文化和道德立场,在这个时代至关重要。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各路人群争夺的便是“正常”的定义权,进而便是权力之争与尊严之争。

“政治正确”一词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使用,已经倾向于将指代与评价混为一谈了,好比“女权”与“女拳”的概念,一说出口便蒙上了一层贬义的色彩,也令人难以真正讨论其背后的价值。

中国社会实际上并没有西方世界所经历的社会事实,“政治正确”诞生的轨迹在当下的中国也是完全见不着的。中国目前唯一有可能称得上“政治正确”的便是性别平权议题,这也多亏了女性在中国人口中占到了一半的体量,但或许我们也很难判断当下的话语空间中,女权与厌女谁的政治正确权力更大。

“政治正确”对于中文用户而言是一个舶来词,是一个用于旁观和评价的词。中文互联网居民没有政治正确所对应的社会现实,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其自带的西方属性而发出责难,即谴责政治正确就是在谴责西方世界。或许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本就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优胜劣汰也成为了一部分的大众文化逻辑。中国社会在平权的公共政治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