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女权主义概述
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的历史大约仅两百年，从19世纪的法语中诞生，再传入英语，以及亚洲。原词可以理解为“女性主义”，但在“女权主义”这一翻译中，“权”字却并非原词字面蕴含的。当年feminism在引入中国时曾有多种不同翻译，但“女权主义”这一翻译恰恰以“权”字脱颖而出，它既点明了这一运动最初的斗争目标（即社会权利），也强调了这一观念在根本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
许多人往往反感女权主义，至少一部分出于以下原因：
- 人们可能将“女权”与激进、破坏、仇男等联系在一起，中文互联网空间中还存在“打拳”、“田园”等污名化字眼；
- 对当下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指控可能会使男性自身权力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引起敌意；
- 对社会性别身份的根本质疑可能会使女性在成俗上已有的成就化为泡沫；
- 女权主义对人类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批判贯穿了整个人类时空，影响过于深远。
一些“真女权”甚至也反感“女权主义”的标签——除了不想被认为过于激进以外，不同的历史条件与阶级条件对女权主义的接受程度也不同。19世纪的女性运动虽然追求平等的受教育权、投票权和财产权，但依然认同母职身份，认为女权主义过于激进。20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中，工人阶级追求的是同工同酬，无产阶级革命中，女权主义的性别问题被隶属于阶级问题，关注个体解放变成一种自私的行为。
直到1960年代西方的社会解放运动，情况才有所改善。这个阶段的女性运动被称为第二波女权主义。与19世纪开始的第一波女权相比，第二波女权的诉求并非集中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权利上（例如受教育权、投票权），而是要反抗更为广阔的社会性别文化，要求重新检讨女性与社会的关系，例如女人一定要结婚吗？生小孩是必须的吗？反对职场性别歧视、争取堕胎权等等。
女权主义的诉求变得更加广泛与深刻，以至于女权主义现在需要一个更为宽松的定义。只要是致力于性别平等价值观的，挑战既有性别关系的思潮与努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女权主义。
2 女权主义之前的世界
2.1 父权制的产生
相隔万里、彼此独立的文明，却能够在某些特定范畴上，生长出相似的文化特征，例如父权制（patriarchy），其广泛性是如此突出，以至于有的人类学家称之为“普世的性别不平等”。
那么父权制是如何产生的？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农业文明的出现，使得劳作的剩余可以得到积累，形成私有财产，进而促使部落群居向核心家庭的转变。更多的经济剩余意味着更多的交换选择，也就构成了权力。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使得两者在家庭生产中的经济贡献相差悬殊，进而奠定了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权力的现实基础。随着农业工具的发展，男性耕作的经济收益，相比女性的手工收益而言，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慢慢地便让女性在经济上成为了男性的依附。恩格斯以经济学视角解释的家庭内外权力关系，后称“家庭经济学”，至今来看仍然非常具有代表性。
但从人类学视角而言，这段论述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丹麦经济学家Ester Boserup在《经济发展中的女性角色》一书中指出，“女性耕作制”也是可能的。例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农业耕作长期用锄不用犁。由于当地地广人稀森林广袤，在土壤贫瘠的时候，男性会通过砍树开荒来获得新土壤，而女性则使用锄头进行耕作。但这样的人文地理条件，在人口稠密的东亚文明中是不可能复现的。近现代以前，撒哈拉以南女性的社会地位确实比东亚、西欧要更加优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就不存在父权制的方面，例如男性的战争发动权、对不育女性的污名化、女性的生殖器切割仪式等等。
美国史学家Gerda Lerner，作为第二波女权主义的重要人物，在其1986年的著作《创造父权制》“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中，对父权制的起源提出了一种与恩格斯不同的理论视角。她认为，除了农业文明的出现这一要素以外，只属于女性的生育功能这一生物学事实非常关键。随着单位人口的经济产出渐渐超过其生存成本，人口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源，于是女性便成为了唯一一种能提供生育劳动的资源，这使得在部落间的战争和掠夺中，女性成为了具有更高价值的战利品，而男性则无法提供这些生育劳动。
可是如果女性能够完成男性不能完成的劳动，那么为什么女性非但没有占据更有利的谈判位置，反而成为了奴隶呢？另一位女权主义学者Marilyn French在其历时15年完成的著作《从傍晚到黎明：世界女性的历史》中提出，暴力因素对于性别权力关系的决定性意义或许是被低估了的。在相对原始的地区，母权部落经常是比父权部落历史更加悠久的。母权部落多为同族婚配，而父权部落多为通过战争建立起的异族婚配。异族部落的女性被作为俘虏与该族男性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服从与统治的关系，促使父权结构的建立，而异族婚配天生便具有遗传学上的优势，于是父权战胜母权便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父权制便成为了暴力、战争和掠夺的结果。假以时日，社会中便会出现男性的整体优势，以及针对女性的系统性的暴力和压迫。
2.2 资本主义对父权制的推动
我们或许会认为商品经济和城市化会有利于改善女性的处境，例如减小了男女体力差异带来的优劣势等，但历史轨迹并非如此。早期资本主义的出现，非但没有裨益于性别平等，反而加深了女性的屈从地位，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 资本主义的新兴生产力消灭了过去小农经济中通常由女性提供的家庭手工生产，导致女性旧日的经济参与被剥夺；
- 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就业并未向女性开放，参与工资性劳动的男性与参与家庭劳动的女性之间的经济能力差距进一步扩大。
父权文化中，公共空间与市场属于男性，私人领域和家庭属于女性，这种公私划分规定了性别的社会角色，也约束了女性在公共活动空间中的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与小农经济不同，是高度公共化的，而父权社会并没有准备好让女性接近这样的场景。同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家庭劳动相比于工资性劳动的价值被进一步贬低，使得男性与女性的经济权力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古典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被恢复，而其中又恰恰包含了许多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父权制思想，它们顺着时代进入了近代的人类观念光谱之中。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古典时期的“理性属于男人，非理性属于女人”的偏见也同样被放大。于是，近现代”不具有理性能力“的西方女性被连带否定了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多项权利（投票、财产、受教育等）。这种思潮不仅影响了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的科学家，例如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会让拥有交配机会争夺权的男性比女性成为更加高级的存在。
欧洲的性别观念在其殖民主义扩张的过程中渗透到了世界各地。欧洲人将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出现的一些不同的性别权力结构认为是原始和落后的，并进一步认为欧洲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其先进的根源，佐证与支持了父权制度。欧洲人在当地传递宗教及科学技术时，也秉持着男女有别、传男不传女等思想。畸形的性别权力结构，便在此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也为后来女权主义运动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3 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
3.1 自由主义女权：最初的抗争目标
近现代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将古典时期的性别文化又带回到了社会思想中——女人被断言为不具备理性的劣等人类。女性的受教育权和政治权利也一并被剥夺了，因为她们被认为不具备相应的理性能力。这两者互相加强：因为政治权利被否定，所以受教育权也不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也不适合参与政治生活。同时，女性无非或属于父亲，或属于丈夫，唯独不属于自己，这便造成了女性一直没有独立的财产权。
教育权、投票权、财产权，这三者便构成了女权主义最初抗争的目标，这个阶段的这部分诉求便被称为自由主义女权（liberal feminism）。“女权”一词由此可见十分恰当，其斗争历史素来就是以“权”为核心诉求的。
早期呼吁女性受教育权的声音大部分来自宗教社群或者特权/中产阶层，其主张论点至少有这么两种方向：
- 宗教论点：上帝给男人女人赋予了同样的自由意志，女性基督徒也需要自主阅读并理解圣经。
- 母职论点：只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才能够成为更好的母亲。
尽管母职论点（motherhood argument）在第二波女权主义看来是落后的和性别主义的，但在当时，这恐怕是最常见也最可能有实际影响力的论点。“母亲”是父权制唯一鼓励女性拥有的社会角色，这便与母职论点相兼容，并为其提供了策略性方便。
然而母职论点并不足以争取到所有这些权利。在18-19世纪，当女性被允许得到正式教育的时候，她们要上的是专门开办的女性学校。女性可以识字和阅读，但她们学习的内容则是为了私人领域，即家庭生活准备的，而公共领域和政治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仍然主要为男性所独有。母职论点的辩护十分成功地回避了女性对政治权利的诉求。
尽管18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在女性的投票权这一话题上却丝毫不见任何进步。除“女人非理性”这一论点外，“夫妻即一人”也是常见的否认女性政治权利的理由，即认为女性既然终究会属于她的丈夫，那么他们便属于同一个权利主体，于是丈夫的立场足以代表妻子的立场。密尔便曾经在英国国会上，以家庭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为切入点，对此提出反驳，以指出这一论点的虚伪。
女性公民的普选，在1910年代的一战前只有三个国家（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实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12个国家实现了，而更多的国家则要等到二战以后（通常为1940-1960年代），才实现了这项历史性的改变。
3.2 社会主义女权：女性劳动与家庭
自由主义女权所争取的社会政治权利，体现了其背后的阶级构成，即中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劳动女性来说，财产权本身便是没有意义的，受教育权是没有闲暇时间可以享受的，而投票权，若持资本主义为阶级统治的障眼法来看，则显然也是站在了阶级的对立面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也提出“唯有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才能带来女性的真正解放”这一论断。
社会主义女权（socialist feminism）便是在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灵感的基础上诞生的女权主义思路。社会主义女权看到了她们自身的无产阶级属性，也开始反抗家庭作为性别统治工具带来的压迫。
早期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劳动处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社会上形成的劳动性别差异，使得女性在劳动市场上机会非常之少，得到的报酬更低，同工不同酬也在此之上开始出现。19-20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为劳动女性争取开放的工作机会、安全的工作条件、公平的劳动待遇、应得的劳动尊严。为纪念劳动女性的罢工抗争，“三·八”国际妇女节也由此诞生。
在家庭方面，马克思主义非常领先时代地认识到，女性劳动者正在经受双重的剥削——在外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在内受到来自丈夫的剥削。这是资本家与男性的共谋，女性在劳动中获得的微薄收入，使得女性不得不在家庭中对男性产生依附。马克思主义便认为，为了解放女性，便要扩大女性的社会性劳动，争取女性的平等待遇，使其有能力摆脱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终结核心家庭中的权力关系。
苏联曾经出现过社会主义女性解放的一种可能性。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地位最显赫的女性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成为苏联人民委员会成员。柯伦泰认为：
- 家庭是基于私有财产的不义制度。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核心家庭将会消失。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再存在支配与依附的关系。儿童将不再由夫妻抚养，而是由公共系统进行社会化的抚养。
- 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国家有责任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让女性尽可能地投入社会生产劳动之中。
- 在个体立场上，女性应当有自由恋爱和离婚的权利，也有自主节育、堕胎和身体的掌控权。
柯伦泰为自己的社会目标制定过一些政策，但很快在政治上招致了敌意。她推行过的各种家庭劳动社会化政策，基本上也被全盘改回去了。苏联很快又重新开始重视核心家庭的价值，女性的劳动局面也没有在根本上发生改变。
4 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
虽然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也热衷于谈论女性的平等与解放，但其想象力大有局限，它并没有意识到，女人的困境实际上更来自于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定义。如果说第一波女权主义侧重于“权利意识”的觉醒，是能够在制度层面得到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波女权主义则侧重于“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在向社会文化和性别结构发起的严峻挑战。
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便是这第二波运动中诞生的女权思路，她们并不止步于将男人的权力扩大到女人身上，而是要求重新检讨世界与女人的关系，要求重构所有人认知女人的方式。女人不能只是母亲和妻子，女人同样应该享有无限的选择与可能。女性身份不能只是相对于男人而得到定义，女人应有其主体性，女人对自己的身体也应有完整的主权，而不应只能通过与男人的关系而被主张。
波伏娃Beauvoir于1949年的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 往往被视作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起点。在书中，女性被称为“第二性”，因为她看到了在既有的父权社会中，男人是默认的人类，而女人则是相对的人。只有男人才拥有主体性（subjectivity），而如果女人要突破性别角色，追求其主体性，就会面对一种巨大的撕裂——作为人的主体性和作为女性的身份要求，两者天然是无法兼容的。
波伏娃的作品提醒了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后的女人们，为什么她们明明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权利和平等，却仍然在世界上处处都感到不协调。
“她不是生而为女，而是变成女人。””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女人的身份、女性的定义，这些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女人的枷锁并不在制度和法律上，而是在人心之中。《第二性》一书出版后，二战刚刚结束，父权社会与核心家庭被复兴，此书便在此时激励了世界各地的一代年轻知识女性。
1957年Betty Friedan在采访了自己当年的同学后，发现她们大多数都成为了主流社会人人称赞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但是生活过得并不开心。“成为家庭主妇与母亲，是女人拥有幸福的唯一定义”，这样的观念能得到社会的拥护，却在现实中完全没有证据，而这也被Friedan称为“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并被写入了她1963年出版的同名书中。
《女性的奥秘》很快成为了畅销书，它激活了中产阶级女性的变革力量。这本书不同于习惯关注社会经济困境的传统政治作品，它更多地是在描述非常私人化的处境，但结论却是高度政治性的，将女人的困境进行了社会、文化和结构上的归因。
“个人的也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也成为了第二波女权主义非常标志性的一句口号。
激进女权主义的这种鼓励女性从私人困境中寻找结构性来源的思路，便被称为“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
1970年前后，女权主义的思想成果开始高产，一批女权主义经典作品相继出炉。它们许多都成为了畅销书，它们的作者大多非常年轻，在实际生活中也经常积极地参与抗争运动。以下为少许代表作品：
- 1970年Shulamith Firestone《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她吸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认为性别也是一种阶级，家庭则是一种对女性的剥削机制。她参与创立的第一个团体 “纽约激进女性” 于1968年发起了一次 “美国小姐抗议行动”：四百多人在美国小姐选美赛场外向垃圾桶中扔发夹、束腰、胸罩等与女性审美相关的“刑具”。她们本打算焚烧这些，不过被警察拦下，但还是获得了bra-burning的名声。
- 1970年Kate Millett《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她在书中猛烈抨击了父权制度，认为从1830年开始的所有女性运动的成果，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扩大，都没有丝毫动摇过父权制的地位。有投票权的女性也无法选出一个男女力量平等的政府。
- 1975年Laura Mulvey《视觉愉悦和电影叙事》”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这是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女权主义的电影理论学者。她指出，好莱坞的电影镜头从来都是一个异性恋男性的视野——对男性人物更倾向于拍完整的身体（全身或是半身），对女性人物则更喜欢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具体细致地拍（例如腿、臀、胸、唇）。她称之为”男性凝视“（male gaze），电影镜头的权力恰恰反映了男性观众对女性身体的消费行为。这样的凝视，亦可延拓到整个父权社会中，表现为女性时时刻刻都要为自己的外貌担忧，而男性的外貌则经常被宽容。
5 女权主义与性
5.1 性及性的解放
性一定是性别讨论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性虽然从根本上说是来自生物学的根源，但它最重要的影响依然是在社会意义上展开的。性与家庭、生育、人口、亲密关系、暴力伤害等等都相关，正如（据说是）Oscar Wilde说的那句名言一样：
“世上的一切都关于性，除了性本身。性关于权力。””Everything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在古代，性本身的乐趣永远不是第一位的，而追求身体的欢愉也往往是男人独有的特权，女人则被分为两类，或是贞洁的妻子，或是低贱的荡妇。到了中古时代，性的愉悦功能被极大地压缩，所有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都被视为道德败坏甚至社会禁忌，对女性贞洁的要求也更加严厉。
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使得工人女性走出家庭，走上社会。她们遇见了更多的陌生男性，同时也不必再受到周遭男性的支配——她们拥有了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和欲望，由此发展出了最初的约会文化和自由恋爱主张。与此同时，人们对避孕的需求也在增长，而主流社会却为限制女性的性自由开始大力打击避孕，这导致当时许多女性采取各种民间的和极端的避孕措施，甚至去地下诊所堕胎，承受巨大的死亡风险。避孕权和堕胎权的斗争从第一波女权便已开始发起，但它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波女权时期，延续到了今日。
西方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性解放运动（sexual liberation）。性解放运动旨在为性祛魅，呼吁破除陈旧的性观念，拒绝处女情结和男女双标等。性解放运动的最根本意义，就是让性变得重新关于性本身，也最好只关于性本身，人们不再需要为自己对性愉悦的享受而感到罪过。第二波女权与性解放运动至少在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即主张人的主体性，女人同样有资格追求自己的身体愉悦。
女性对于性本身的理解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父权秩序，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便是其中理论有着十分深远影响的一位。弗洛伊德在1905年断言，女性存在“阴蒂高潮”和“阴道高潮”之分，但刺激阴蒂能得到快感是女性身体发育不成熟的表现，身体成熟后快感会完全转移至阴道，其自然结论就是”女性的性愉悦离不开男人“，这使得许多女性都在与男人不够满意的性生活中不断质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
1948年及1953年，性学家Alfred Kinsey发表了《男性性行为》和《女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Female” 两部著作，对上万名对象进行了长达15年的纵向研究，指出大部分女性都不曾体验过阴道高潮，质疑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有效性，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振动。由此出发，许多女权主义作者都在性的问题上，对“男人告诉女人应该怎样体验性”发起了猛烈抨击。权力的影响，不仅能作用于女性观察世界的眼睛，甚至能介入女性的意志与身体，让女性误认为自己了解自己。
5.2 女权主义的性论战
虽然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与第二波女权主义的精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契合，但并非所有女权主义者都对性解放持有积极的态度。“性积极女权主义者”（sex-positive feminists）和 “性消极女权主义者”（sex-negative feminists）之间便爆发了当代女权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一次辩论与分裂，即女权主义的性论战（the feminist sex war）。
- 性积极女权主义者究竟是女性解放的旗手，还是不自觉地落入了男性优势的甜蜜圈套？
- 性消极女权主义者究竟是准确深刻的警醒，还是被保守主义者利用的女性自由的桎梏？
性消极女权主义代表：安德莉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
- 性消极女权主义者往往也反对色情制品。德沃金在其1981年《色情制品：男人占据女人》“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和 1987年《性交》“Intercourse” 两本书中，对色情制品和异性性行为均作出过很有影响力的批判。
- 德沃金认为，异性性行为中处处都存在着权力隐喻，而这在色情制品中被放大甚至“合理化”。男人通过性行为来获得对女人的占有感，而女人的性体验则是被占据、被拥有和被征服——这是一种并没有什么道理，但却无比强大的文化现实。性为男人和女人带来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平等的。
- 1980年代，德沃金与同伴进行了一次色情制品非法化的立法尝试，在Minneapolis和Indianapolis两地得到了当地立法机构的支持，通过了人称“Dworkin-MacKinnon Anti-pornography Civil Rights Ordinance”的条款，但后来均被行政/司法机构否决。有意思的是，当地的合作支持者均为保守主义议员。保守主义者完全有可能为了驱使女性回归家庭价值，而在表面上与部分女权主义者进行合作，只要其思路与保守主义议程相契合。
1980年代，保守主义思想开始回潮。1982年4月，一批性积极女权主义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召开了一次性研究学术会议，史称“巴纳德性会议（Barnard Conference on Sexuality）”。该会议没有邀请任何反色情女权主义者出席，也有着明显的批评反色情女权主义的用意。反色情女权组织的成员得知后，很快开始对校方、学院以及组织者发起强烈抗议，由此，“女权主义的性论战”正式爆发。
性积极女权主义代表：盖尔·鲁宾（Gayle Rubin）
- 盖尔·鲁宾是巴纳德会议的主要发言者和组织者之一。鲁宾是一位文化人类学者，除了女权主义，研究领域还涉及性虐待、同性恋等，因此她的视角往往突出地带有对性少数者和性偏离者的关切。她在会议上的发言后来发表为文章《思考性：性政治激进理论的记录》“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该文后来成为性论战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 鲁宾认为，在性的问题上，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一种等级系统，来衡量不同性行为的价值高低，她称之为“性的价值等级体系”（hierarchical system of sexual value）。这一体系对各种性选择和性偏好都进行了道德价值排序——它只认可单偶制的、婚姻内的、异性恋的、只以生育为目的的、不避孕的、在私人场所进行的、不使用工具助兴的、只发生男女交媾的性。任何偏离都可能导致性的道德价值滑坡。
- 鲁宾强烈反对“性的价值等级体系”，因而对色情制品、性虐待、性服务也更加宽容。她反对道德社会在性问题上的家长主义作风，因而面对德沃金 “女性无法在性中摆脱男性权力的束缚，参与异性性行为的女性只是被压迫而不自知” 之表述，鲁宾反对其对女性主体性的断言，也反对其对参与异性性行为的女性的道德评价。她认为女性完全可以在性中获得身体自决与自由意志，对女性主体性的能力和愿望抱有更强的信心。
女权主义者的性论战引发的分裂，标志着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走向尾声。从历史上来看，性积极女权主义者和性消极女权主义者，并没有哪一方完全战胜另一方，但前者似乎确实是赢得了更大的社会观念空间。
5.3 强奸与权力关系
在第二波女权主义之前，强奸几乎不会被作为社会现象来讨论，它往往被认为是偶然的和极端的——女权主义的议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点。
反色情女权主义者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其1975年的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以及强奸》“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中提供了许多有关强奸讨论的理论工具，例如
强奸的本质在于权力，而非性欲。
普遍地，任何一个强奸犯在强奸受害对象时都会获得权力感，能够对其“男性气质”完成极大地实现。虽然在和平时代，大多数男人都不会成为强奸犯，但每一个强奸犯，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强大社会性别文化的驱动与支撑。更特别的是，布朗米勒的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了监狱之中男性囚犯之间广泛存在的强奸现象，以男人强奸男人的监狱环境事实，来强调突出权力的满足之于强奸要远比性欲的满足来得重要。
1960-1970年代，美国监狱的强奸环境开始被外界所知晓。在暴力罪犯的监狱里，任何相对年轻的男性犯人基本上在入狱的两天之内（甚至几分钟之内）就会面临第一次被强奸的威胁，甚至被轮奸，监狱管理方则往往对此熟视无睹。强奸者的角色会被称为wolf/devil，而被强奸者则会被称为gal-boy/chicken。
性欲需求无法解释监狱强奸的普遍性（自慰显然成本更低），并且不可能所有囚犯都是同性恋。事实更有可能是，为了维持父权制的社会形式，一定需要存在作为统治者的男性角色，和作为被压迫者的女性角色。在只有生理男性存在的男性监狱环境中，强奸便是产生这种“社会性别”的一种“社会制度”。强奸的目的，从其常见的搏斗喊话中可以看出，是为了分化出“男人”和“女人”，是为了决定监狱中的“社会阶级”。大多数监狱新人起初都会抵抗，但为了防止抵抗时杀死他人使得自己的处境更糟，他们往往不得不妥协和屈服，除非他们拥有其他权力资源，例如与监狱管理方关系好等。监狱管理方往往也不作为，这种强奸甚至有利于提高暴力罪犯监狱中环境的稳定性。
由此回到两性强奸，性不是男人在强奸中获得的最大的战利品，权力才是。它可能是真实的权力，也可能是虚幻的权力感受，即凌驾于受害者的心理权力体验。它确证了他的“男性气质”，也让他更加确认了自身的性别角色优势。
6 当下的女权主义思潮
尽管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公认时间区间为1960-1980年代，但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许多思想议题和运动目标实际上还远远没有完成。在这之后，出现了所谓第三波女权主义与第四波女权主义，但就其思想的创新性而言，它们的革新相对有限。
第三波女权主义（the third-wave feminism）兴起于1990年代。它建立在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基础之上，但又反对其过分关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处境。第三波女权主义更多地拥抱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关注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女同性恋、跨性别者等）在女权运动中的位置，发展了酷儿理论，指出一个女性可能会受到来自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多种来源的复杂压迫，即社会压迫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在性问题上，第三波更倾向于支持性积极女权主义。
第四波女权主义（the fourth-wave feminism）兴起于2010年代。它在第三波女权主义之上，结合了当下互联网时代的契机，强调通过网络工具将女权观念与性别意识搬上互联网，利用社交媒体上的话题工具，将不同地区的议题关注者调动起来，高效率低成本地形成巨大的舆论声浪。
英国文化理论学者Angela McRobbie认为，现在的女权主义面临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压力：
- 一是来自保守右翼反女权主义的反扑，尤其如1980-1990年代美国传媒及流行文化污名化女权主义的话术；
- 二是过度自由化可能会抵消女权主义的某些既有成果，即性解放运动后社会文化高度性化（sexualization）的趋势。性成为一种正面价值后，女性开始重视自己在性上的自我表达，开始以“性感”为傲。但同时，对性的过分推崇反而也可能导致女性对自己或其他女性的物化，以企获得一种来自性的主体性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