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笔记三:女权主义

'Everyday Politics' Part 3: Feminism

Posted by Tori on March 27, 2021

1 女权主义概述

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的历史大约仅两百年,从19世纪的法语中诞生,再传入英语,以及亚洲。原词可以理解为“女性主义”,但在“女权主义”这一翻译中,“权”字却并非原词字面蕴含的。当年feminism在引入中国时曾有多种不同翻译,但“女权主义”这一翻译恰恰以“权”字脱颖而出,点明了这一运动最初的斗争目标,也强调了这一观念在根本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

许多人往往反感女权主义,至少一部分出于以下原因:

  • 人们可能将“女权”与激进、破坏、仇男等联系在一起,中文互联网空间中还存在“打拳”、“田园”等污名化字眼;
  • 对当下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指控可能会使男性自身权力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引起敌意;
  • 对社会性别身份的根本质疑可能会使女性在成俗上已有的成就化为泡沫;
  • 总之,女权主义对人类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批判贯穿了整个人类时空,影响过于深远。

许多“真女权”甚至也反感“女权主义”的标签——除了不想被认为过于激进以外,不同的历史条件与阶级条件对女权主义的接受程度也不同。19世纪的女性运动虽然追求平等的受教育权、投票权和财产权,但依然认同母职身份,认为女权主义过于激进。20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中,工人阶级追求的是同工同酬,认为女权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标签。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女权主义的性别问题被隶属于阶级问题,关注个体解放变成一种自私的行为。

直到1960年代西方的社会解放运动,情况才有所改善。这个阶段的女性运动被称为第二波女权主义。与19世纪开始的第一波女权相比,第二波女权的诉求并非集中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权利上(例如受教育权、投票权),而是要反抗更为广阔的社会性别文化,要求重新检讨女性与社会的关系,例如女人一定要结婚吗?生小孩是必须的吗?反对职场性别歧视、争取堕胎权等等。

女权主义的诉求变得更加广泛与深刻,以至于女权主义现在需要一个更为宽松的定义。只要是致力于性别平等价值观的,挑战既有性别关系的思潮与努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女权主义。

2 女权主义之前的世界

2.1 父权制的产生

相隔万里、彼此独立的文明,却能够在某些特定范畴上,生长出相似的文化特征,例如父权制(patriarchy),其广泛性是如此突出,以至于有的人类学家称之为“普世的性别不平等”。

那么父权制是如何产生的?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农业文明的出现,使得劳作的剩余可以得到积累,形成私有财产,进而促使部落群居向核心家庭的转变。更多的经济剩余意味着更多的交换选择,也就构成了权力。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使得两者在家庭生产中的经济贡献相差悬殊,进而奠定了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权力的现实基础。随着农业工具的发展,男性耕作的经济收益,相比女性的手工收益而言,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慢慢地便让女性在经济上成为了男性的依附。恩格斯以经济学视角解释的家庭内外权力关系,后称“家庭经济学”,至今来看仍然非常具有代表性。

但从人类学视角而言,这段论述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丹麦经济学家Ester Boserup在《经济发展中的女性角色》一书中指出,“女性耕作制”也是可能的。例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农业耕作长期用锄不用犁。由于当地地广人稀森林广袤,在土壤贫瘠的时候,男性会通过砍树开荒来获得新土壤,而女性则使用锄头进行耕作。但这样的人文地理条件,在人口稠密的东亚文明中是不可能复现的。近现代以前,撒哈拉以南女性的社会地位确实比东亚、西欧要更加优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就不存在父权制的方面,例如男性的战争发动权、对不育女性的污名化、女性的生殖器切割仪式等等。

美国史学家Gerda Lerner,作为第二波女权主义的重要人物,在其1986年的著作《创造父权制》“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中,对父权制的起源提出了一种与恩格斯不同的理论视角。她认为,除了农业文明的出现这一要素以外,只属于女性的生育功能这一生物学事实非常关键。随着单位人口的经济产出渐渐超过其生存成本,人口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源,于是女性便成为了唯一一种能提供生育劳动的资源,这使得在部落间的战争和掠夺中,女性成为了具有更高价值的战利品,而男性则无法提供这些生育劳动。

可是如果女性能够完成男性不能完成的劳动,那么为什么女性非但没有占据更有利的谈判位置,反而成为了奴隶呢?另一位女权主义学者Marilyn French在其历时15年完成的著作《从傍晚到黎明:世界女性的历史》中提出,暴力因素对于性别权力关系的决定性意义或许是被低估了的。在相对原始的地区,母权部落经常是比父权部落历史更加悠久的。母权部落多为同族婚配,而父权部落多为通过战争建立起的异族婚配。异族部落的女性被作为俘虏与该族男性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服从与统治的关系,促使父权结构的建立,而异族婚配天生便具有遗传学上的优势,于是父权战胜母权便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父权制便成为了暴力、战争和掠夺的结果。假以时日,社会中便会出现男性的整体优势,以及针对女性的系统性的暴力和压迫。

2.2 资本主义对父权制的推动

我们或许会认为商品经济和城市化会有利于改善女性的处境,例如减小了男女体力差异带来的优劣势等,但历史轨迹并非如此。早期资本主义的出现,非但没有裨益于性别平等,反而加深了女性的屈从地位,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1. 资本主义的新兴生产力消灭了过去小农经济中通常由女性提供的家庭手工生产,导致女性旧日的经济参与被剥夺;
  2. 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就业并未向女性开放,参与工资性劳动的男性与参与家庭劳动的女性之间的经济能力差距进一步扩大。

父权文化中,公共空间与市场属于男性,私人领域和家庭属于女性,这种公私划分规定了性别的社会角色,也约束了女性在公共活动空间中的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与小农经济不同,是高度公共化的,而父权社会并没有准备好让女性接近这样的场景。同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家庭劳动相比于工资性劳动的价值被进一步贬低,使得男性与女性的经济权力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古典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被恢复,而其中又恰恰包含了许多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父权制思想,它们顺着时代进入了近代的人类观念光谱之中。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古典时期的“理性属于男人,非理性属于女人”的偏见也同样被放大。于是,近现代”不具有理性能力“的西方女性被连带否定了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多项权利(投票、财产、受教育等)。这种思潮不仅影响了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的科学家,例如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会让拥有交配机会争夺权的男性比女性成为更加高级的存在。

欧洲的性别观念在其殖民主义扩张的过程中渗透到了世界各地。欧洲人将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出现的一些不同的性别权力结构认为是原始和落后的,并进一步认为欧洲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其先进的根源,佐证与支持了父权制度。欧洲人在当地传递宗教及科学技术时,也秉持着男女有别、传男不传女等思想。畸形的性别权力结构,便在此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也为后来女权主义运动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3 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

3.1 自由主义女权:最初的抗争目标

近现代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将古典时期的性别文化又带回到了社会思想中——女人被断言为不具备理性的劣等人类。女性的受教育权和政治权利也一并被剥夺了,因为她们被认为不具备相应的理性能力。这两者互相加强:因为政治权利被否定,所以受教育权也不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也不适合参与政治生活。同时,女性无非或属于父亲,或属于丈夫,唯独不属于自己,这便造成了女性一直没有独立的财产权

教育权、投票权、财产权,这三者便构成了女权主义最初抗争的目标,这个阶段的这部分诉求便被称为自由主义女权(liberal feminism)。“女权”一词由此可见十分恰当,其斗争历史素来就是以“权”为核心诉求的。

早期呼吁女性受教育权的声音大部分来自宗教社群或者特权/中产阶层,其主张论点至少有这么两种方向:

  1. 宗教论点:上帝给男人女人赋予了同样的自由意志,女性基督徒也需要自主阅读并理解圣经。
  2. 母职论点:只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才能够成为更好的母亲。

尽管母职论点(motherhood argument)在第二波女权主义看来是落后的、性别主义的,但在当时,这恐怕是最常见也最可能有实际影响力的论点。“母亲”是父权制唯一鼓励女性拥有的社会角色,这便与母职论点相兼容,并为其提供了策略性方便。

然而母职论点并不足以争取到所有这些权利。在18-19世纪,当女性被允许得到正式教育的时候,她们要上的是专门开办的女性学校。女性可以识字和阅读,但她们学习的内容则是为了私人领域,即家庭生活准备的,而公共领域和政治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仍然主要为男性所独有。母职论点的辩护十分成功地回避了女性对政治权利的诉求。

尽管18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在女性的投票权这一话题上却丝毫不见任何进步。除“女人非理性”这一论点外,“夫妻即一人”也是常见的否认女性政治权利的理由,即认为女性既然终究会属于她的丈夫,那么他们便属于同一个权利主体,于是丈夫的立场足以代表妻子的立场。密尔便曾经在英国国会上,以家庭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为切入点,对此提出反驳,以指出这一论点的虚伪。

女性公民的普选,在1910年代的一战前只有三个国家(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实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12个国家实现了,而更多的国家则要等到二战以后(通常为1940-1960年代),才实现了这项历史性的改变。

3.2 社会主义女权:女性劳动与家庭

自由主义女权所争取的社会政治权利,体现了其背后的阶级构成,即中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劳动女性来说,财产权本身便是没有意义的,受教育权是没有闲暇时间可以享受的,而投票权,若持资本主义为阶级统治的障眼法来看,则显然也是站在了阶级的对立面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也提出“唯有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才能带来女性的真正解放”这一论断。

社会主义女权(socialist feminism)便是在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灵感的基础上诞生的女权主义思路。社会主义女权看到了她们自身的无产阶级属性,也开始反抗家庭作为性别统治工具带来的压迫。

早期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劳动处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社会上形成的劳动性别差异,使得女性在劳动市场上机会非常之少,得到的报酬更低,同工不同酬也在此之上开始出现。19-20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为劳动女性争取开放的工作机会、安全的工作条件、公平的劳动待遇、应得的劳动尊严。为纪念劳动女性的罢工抗争,“三·八”国际妇女节也由此诞生。

在家庭方面,马克思主义非常领先时代地认识到,女性劳动者正在经受双重的剥削——在外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在内受到来自丈夫的剥削。这是资本家与男性的共谋,女性在劳动中获得的微薄收入,使得女性不得不在家庭中对男性产生依附。马克思主义便认为,为了解放女性,便要扩大女性的社会性劳动,争取女性的平等待遇,使其有能力摆脱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终结核心家庭中的权力关系。

苏联曾经出现过社会主义女性解放的一种可能性。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地位最显赫的女性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成为苏联人民委员会成员。柯伦泰认为:

  • 家庭是基于私有财产的不义制度。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核心家庭将会消失。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再存在支配与依附的关系。儿童将不再由夫妻抚养,而是由公共系统进行社会化的抚养。
  • 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国家有责任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让女性尽可能地投入社会生产劳动之中。
  • 在个体立场上,女性应当有自由恋爱和离婚的权利,也有自主节育、堕胎和身体的掌控权。

柯伦泰为自己的社会目标制定过一些政策,但很快在政治上招致了敌意。她推行过的各种家庭劳动社会化政策,基本上也被全盘改回去了。苏联很快又重新开始重视核心家庭的价值,女性的劳动局面也没有在根本上发生改变。

4 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

虽然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也热衷于谈论女性的平等与解放,但其想象力大有局限,它并没有意识到,女人的困境实际上更来自于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定义。如果说第一波女权主义侧重于“权利意识”的觉醒,是能够在制度层面得到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波女权主义则侧重于“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在向社会文化和性别结构发起的严峻挑战。

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便是这第二波运动中诞生的女权思路,她们并不止步于将男人的权力扩大到女人身上,而是要求重新检讨世界与女人的关系,要求重构所有人认知女人的方式。女人不能只是母亲和妻子,女人同样应该享有无限的选择与可能。女性身份不能只是相对于男人而得到定义,女人应有其主体性,女人对自己的身体也应有完整的主权,而不应只能通过与男人的关系而被主张。

波伏娃Beauvoir于1949年的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 往往被视作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起点。在书中,女性被称为“第二性”,因为她看到了在既有的父权社会中,男人是默认的人类,而女人则是相对的人。只有男人才拥有主体性(subjectivity),而如果女人要突破性别角色,追求其主体性,就会面对一种巨大的撕裂——作为人的主体性和作为女性的身份要求,两者天然是无法兼容的。她每多一分像人,就少一分像女人。

波伏娃的作品提醒了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后的女人们,为什么她们明明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权利和平等,却仍然在世界上处处都感到不协调。“她不是生而为女,而是变成女人。” 女人的身份、女性的定义,这些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女人的枷锁并不在制度和法律上,而是在人心之中。

《第二性》一书出版后,二战刚刚结束,父权社会与核心家庭被复兴,此书便在此时激励了世界各地的一代年轻知识女性。1957年Betty Friedan在采访了自己当年的同学后,发现她们大多数都成为了主流社会人人称赞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但是生活过得并不开心。“成为家庭主妇与母亲,是女人拥有幸福的唯一定义”,这样的观念能得到社会的拥护,却在现实中完全没有证据,而这也被Friedan称为“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并被写入了她1963年出版的同名书中。

《女性的奥秘》很快成为了畅销书,它激活了中产阶级女性的变革力量。这本书不同于习惯关注社会经济困境的传统政治作品,它更多地是在描述非常私人化的处境,但结论却是高度政治性的,将女人的困境进行了社会、文化和结构上的归因。“个人的也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也成为了第二波女权主义非常标志性的一句口号。激进女权主义的这种鼓励女性从私人困境中寻找结构性来源的思路,便被称为“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


1970年前后,女权主义的思想成果开始高产,一批“女权主义经典作品”相继出炉。它们许多都成为了畅销书,它们的作者大多非常年轻,在实际生活中也经常积极地参与抗争运动。以下为一些代表作品:

  • 1970年Shulamith Firestone《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她吸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认为性别也是一种阶级,家庭则是一种对女性的剥削机制。她参与创立的第一个团体 “纽约激进女性” 于1968年发起了一次 “美国小姐抗议行动”:四百多人在美国小姐选美赛场外向垃圾桶中扔发夹、束腰、胸罩等与女性审美相关的“刑具”。她们本打算焚烧这些,不过被警察拦下,但还是获得了bra-burning的名声。
  • 1970年Robin Morgan《姐妹情谊有力量》”Sisterhood is Powerful
  • 1970年Kate Millett《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她在书中猛烈抨击了父权制度,认为从1830年开始的所有女性运动的成果,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扩大,都没有丝毫动摇过父权制的地位。有投票权的女性也无法选出一个男女力量平等的政府。
  • 1970年Germaine Greer《女太监》”The Feamle Eunuch“。该书从女性的”正常定义“出发,讨论了男人如何接近女人,同时男人又如何迫害女人,语言非常辛辣露骨。
  • 1975年Susan Brownmiller《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以及强奸》”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 1975年Laura Mulvey《视觉愉悦和电影叙事》”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这是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女权主义的电影理论学者。她指出,好莱坞的电影镜头从来都是一个异性恋男性的视野——对男性人物更倾向于拍完整的身体(全身或是半身),对女性人物则更喜欢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具体细致地拍(例如腿、臀、胸、唇)。她称之为”男性凝视“(male gaze),电影镜头的权力恰恰反映了男性观众对女性身体的消费行为。这样的凝视,亦可延拓到整个父权社会中,表现为女性时时刻刻都要为自己的外貌担忧,而男性的外貌则经常被宽容。